在去年的九三阅兵式上，东风系列装备公开亮相，在装备方队压轴出场，“打击范围覆盖全球”的解说词震撼世界。

这一场景唤起了老一辈航天人心中尘封已久的记忆——从1965年立项到1980年飞向太平洋，我国第一代洲际导弹历经15年磨砺才成功问世。

《人民日报》关于发射成功的号外

那些亲眼见证它从图纸走向苍穹的航天人如今虽年岁已高，但依然记得陪伴“东风”的日子。

生产“大会战”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波谲云诡，超级大国凭借核优势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核讹诈威胁着国家的主权与安全。

“那时候国际形势很紧张，很多军工单位都要搬到三线去，我们在北京还要挖防空洞，‘广积粮 深挖洞’。”时任总体单位总体室工程组长徐总回忆道。彼时的中国，举国上下都在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事严阵以待，研制一型洲际导弹成为破局的关键。

1965年3月，我国正式决定启动洲际导弹研制。

“我们有原子弹了，也有氢弹了，但是没有工具（洲际运载火箭）就没有还手之力，所以国家就决定要干。”徐总的话里满是对当年中央决策的认同。

1967年，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陈工顺利进入航天系统。一入职，就被选入型号研制团队，开始了他航天生涯的首个型号任务。“那时候觉得能够到航天系统工作非常荣幸。”陈工回忆道，刚毕业就参与如此重大的型号研制任务，内心虽然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感受是光荣。

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型号，被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描述为“生于乱世，先天不足”，社会动荡曾一度让研制工作陷入停顿状态。1969年，我国周边国际局势紧张加剧，叶剑英元帅说：“没有洲际导弹，毛主席睡不好觉。”

在加紧推进洲际导弹研制工作和科研力量锐减的背景下，大批深耕其他型号的航天骨干纷纷转战而来。徐总就是其中一员，接到调令时，他正在外场执行其他型号任务。

1980年，张爱萍（左）亲切慰问试验队员。

1970年春，北京地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生产“大会战”。“全国人民都来支援，无论哪个单位都会给我们开绿灯，一切资源围绕研制。就这么来保证型号研制。”徐总感慨道。时任型号动力系统总体设计人员陈工，也对当年的研制任务印象深刻。

那段日子里，徐总和同事们常常在办公室奋战到深夜。每到晚上八九点钟就饿得发慌，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连充饥的食物都难找，只能回家喝口凉水就睡。“好在那时候年轻，就这么熬过来的。”他说。

为降低国内动荡形势对研制工作的冲击，国家全力为科研人员保驾护航。时任型号电气系统总体设计人员穆工讲：“当时很多同志无法参与科研任务，唯有搞这个型号的骨干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

由于型号属于战略级，出于安全考量，时任型号姿轨控系统设计人员杨工所在的单位曾计划迁往三线。后来，为保障研制进度不受影响，张爱萍专门主持座谈会，详细了解搬迁对任务的影响，最终拍板让他们继续留在北京。

国际形势紧迫、国内环境动荡、物质条件匮乏……无数科研工作者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使命，在风雨中整装前行。

“在白纸上画画”

“型号的新技术非常多，风险很大，压力也很大。”穆工介绍，型号在发动机系统等核心部位均有大幅革新，他参与研制的控制系统更是面临着一连串全新挑战。

在该型号之前，我国导弹没有计算机装置。型号要求目标打击精度很高，必须改变过去的制导方案。时任七机部一院12所副所长梁思礼带领团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决定采用新方案，这意味着研制团队要在毫无经验的基础上攻克计算机技术。而当时，国外的集成电路刚刚研发出来，仅有某国外型号使用了集成电路弹上计算机，且元器件还经常出问题。

梁思礼用“在白纸上画画”来形容这项任务的艰难。“再难，也要咬着牙走下去，必须把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这是国家的需要。”他生前曾回忆道。

型号采用的全新控制方法，进一步压缩了本就紧张的研制周期，这让身在总体单位的徐总和穆工感受到巨大的压力。“1970年第一季度，总体单位要完成各系统任务书，3个月内必须下发。”徐总说。

那段时间，徐总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没有离开过东高地，没进过城。“每个周日下午一点，我们都会准时在办公室开会，复盘本周任务完成情况，部署下周工作。”徐总说，“每个周日下午都要忙到很晚。”

穆工所在的总体单位原本只负责制定型号任务书及相关要求，不参与具体生产。但由于型号研制进度快、新技术多，总装厂对相关设备不熟悉，生产工作难以推进。

为此，单位派穆工驻总装厂现场指导，他便成了出厂测试阶段的控制系统现场指挥。“压力很大，”穆工说：“这东西太稀有了，好不容易研制出来，要是因操作失误把设备烧了，后果不堪设想。”他和同事每次操作前都要反复温习几十条注意事项，操作时更是一人动手、一人监督。

型号发动机系统研发同样是一场硬仗。

型号测试现场

在型号动力系统方案设计中，有一项重要课题，即确定推进剂贮箱的增压方案。陈工当时的核心任务，就是参与研制保障发动机正常运转的增压系统。

这项工作的难点在于数学模型的建立——不仅要搜集全面且准确的各项参数，还要彻底摸清型号推进剂的理化性质。为此，陈工和同事们开启了海量的计算。“那时候可没有现在这样先进的计算机，全靠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一点点算。”陈工说，缺设备，大家就靠人力补。据他回忆，仅建立数学模型就花了两年多时间。

新的材料、新的器件，让型号研制之路布满荆棘。加之缺乏充分的技术准备，总装工作频繁出现漏气、漏油、漏电等低层次质量问题。徐总回忆，当时控制系统的部分器件还经常出现“莫名失效”的情况。

“新技术的成熟总得有个磨合的过程，需要反复整改、解决实际问题，这就是要交的‘学费’。”穆工感慨道。

一般型号总装测试只需要一个多月，而该型号从进入总装厂开始，一干就是100多天。到了发射场后，测试工作仍不顺利，又持续了近百天。型号技术总负责人屠守锷晚年曾回忆，如果大家按照计划更充分地做好地面试验，然后再进行全弹总装测试，合格后再出厂，导弹的质量应该更好一些。

1971年9月10日，搭载了首台弹载计算机的第一枚该型号点火发射，飞行试验获得基本成功。

试验背后的惊险与荣光

据参与过该型号任务的余院士介绍，在1980年之前，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该型号无法直接进行全程试验。为此，他和同事们研究出了由低弹道和高弹道相结合的国内飞行试验。这种特殊的弹道试验方案解决了型号在国内有限射程飞行试验的弹道问题。

穆工曾参加过型号第二发飞行试验。据他描述，那次试验犹如一次“火中取栗”。

1972年12月26日，第二发飞行试验即将进行。穆工任控制系统指挥二岗，待在发控室里，主要负责制定操作文件。发控室距发射台约100米，穆工前面坐着的发射场指挥一岗负责具体操作。

导弹点火后，意外状况发生了：发射台上火焰喷涌而出，就在长长的火焰即将与弹体平行的刹那，烈焰骤然回缩，肉眼可见地“钻”回了弹体内，型号没有如预期般腾空而起。

“从来没碰到过这个事，发控室里的人都蒙了。前面有人脸色变白，然后满脸通红，压力太大了……”穆工说。发控室内，显示导弹点火状态的指示灯只亮了一半。答案很明确：有发动机未成功点火，推力不足，导弹无法升空。

故障必须立刻排查，但这是所有人都未曾涉足的领域，风险高得惊人：导弹立在发射台上，没有什么东西拉住它，只依靠导弹底部几个支点支撑，而且弹体内还有大量没有燃烧的燃料……

曾经，苏联发生过类似的排故惨剧——因方法不当、急于求成，在未泄出燃料的情况下，负责人带队现场排故，因操作失误而引发爆炸，导致100多名科研人员伤亡。

情况危急，参试人员自发组建了4人排故小组，穆工便是其中一员。“没什么多余准备，大家快速商量好分工、人数和注意事项，就直奔发射台而去。”穆工回忆道。

空旷的发射场上，排故人员带着仪器，打着手电筒爬上了发射台，在六七米高的故障部位检查。天气寒冷，气温已低至零下，点火发射时喷出的消防水在发射台上结了冰……

在检查中，穆工等人发现，由于潜通路的问题，导弹发动机没有供上电，因而无法点火。问题弄清后，穆工等人坐专机飞到北京就事故情况进行汇报。这是穆工第一次坐飞机。

到了北京，穆工见到了钱学森，钱学森向他们了解了排故的大致情况，并鼓励他们说：发现了问题很好，把故障排了，下次继续干。

1980年5月18日，型号发射前，钱学森（右）习惯性地看手表，校验试验发射时间。（中国科学家博物馆资料图）

经返厂检修后，1973年4月8日再次组织发射。导弹虽然起飞，但由于控制系统中途断电而导致失败。

另一位亲历者杨工也在一次飞行试验中遭遇过惊险时刻。按照规定，他需在发射前一小时撤离发控室，室外早已备好了转运车辆。可上车后，车辆刚行驶两三百米就抛锚了，司机反复检修仍无法启动。

当时的发射场地形崎岖，遍布沟坎。“没想到偏偏这次发射延误了。”杨工说，借着延误，司机修好了发动机。一行人顺利抵达安全观察点，有惊无险。

飞向太平洋

随着试验任务的推进，型号的可靠性越来越高。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多发飞行试验全胜，全程试验被提上日程。

1980年5月18日，屠守锷（右）签字同意发射。

作为姿轨控系统设计师，杨工再次跟随试验队抵达发射场，负责测试工作。当时发射场住房紧张，杨工就和一位同事住在专列的车厢里——下铺住人，上铺放行李，工作时就把床板当桌子，吃饭、上厕所都要跑到车厢外。

发射场的沙尘暴让杨工印象深刻，“刮起来的时候，一米外都看不见人，尘粒又细又呛。”他说，晚上睡觉，大家只能用湿毛巾捂着口鼻。为了御寒，试验队准备了公用的皮大衣，虽然脏得厉害，大家还是轮流借着穿。

杨工作为试验队生活委员，要帮着大家分发生活物品。“肥皂是两个人分一块，中间拿刀子切一半。还有就是两个人分一条毛巾，有的就是拿着剪刀剪一下，把毛巾一分为二。”他回忆，伙食费拮据，大家都自己带咸菜，他自己做了黄酱拌花生米、豆腐干，能吃好长时间。

在发射场的一次“双想”会上，有人提出：型号再入大气层、接近目标区域时会进行程序翻转，这一翻转速度可能影响姿控系统稳定。杨工当即建议，必须对这一风险进行验证。

经协商，试验队安排杨工返回北京，利用单位的大型计算机做验证。“刚好那时候国防部长张爱萍在发射场视察，视察结束后要回北京，我就搭了他的‘顺风机’，有了一个座位。”这段经历，杨工至今记忆犹新。

1980年5月18日，历经重重难关，型号终于向着天空进发。发射前一小时，杨工与同事们撤至距发射地约两公里的观测点，静静等候那个期盼已久的时刻。

“当时能看到型号起飞？”记者问。

“看得很清楚。”杨工点头，“起飞时先喷出一团火焰，导弹裹在火焰中冲出来，大概8秒多，就开始转弯……”

几百秒后，型号载荷分离，紧接着，任务成功的消息传来。查看过去的视频资料，画面里的解说向观众讲解型号飞行时的样子：一个亮点飞来了，光闪闪、亮晶晶，像火炬、像流星，这就是我们的火箭……落入目标区域后，振奋人心的喜讯让现场参验参试人员喜笑颜开。

1980年5月18日，型号发射成功。

“那种喜悦的心情就别说了，不管是战士也好还是干部也好都特别兴奋。”“从试验结果来讲也是最好的一次。”多年后，当时的科研工作者回忆起这次任务，眼中闪烁着自豪的光。据了解，这次任务后来被比喻为“用手枪击中百米之外的一只蚊子”。

落区回收数据舱

“发射成功之后又是什么样的？”记者问。

“那放松了嘛！”杨工笑道，“大家放鞭炮庆祝，热闹得很。”

“那您呢？”记者追问道。

“我就早早去睡觉了。”杨工说，“实在是太累了。发射前一晚，大家基本通宵不睡，也吃不下东西。”

岁月流转，如今型号历经迭代发展，始终是守护国家安宁的“定海神针”。那些曾挑灯夜战、舍身排故的航天人，即便岁月变迁，当单位有工作需要时，总是“随叫随到”，让经验发光发热。他们如同一柄国之长剑，穿越时光、薪火相传，是航天事业不断前行的底气。

（戴敬宜）